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这辆克莱斯勒“帝国”车先是穿过迈阿密商业区，然后沿着比斯肯大道行驶，接着又顺着道格拉斯麦克阿瑟堤上的大道横穿比斯肯湾。这段时间里，杜邦先生先是谈了些关于“比尔海滨餐厅”的事，接着又谈起石蟹和阿拉斯加蟹相比孰优孰劣的话题。邦德不时做些适当的评论以作为回复，同时让自己尽情享受着汽车疾驶、车内的舒适环境以及随意的对话所带来的快意。
汽车将邦德他们载至一所涂着白漆的房子面前，这所房子的正面以护墙板和灰泥修筑成，建筑风格是仿摄政时期风格（摄政时期，即19世纪初一段时期——译者）。房子上面有一排粉红色的霓虹灯标示着：比尔海滨餐厅。当邦德走出汽车时，杜邦先生赶忙吩咐起司机来。邦德听见他说：“给我安排一下阿罗哈套间。如果有问题，就让费利先生打电话到这儿来找我，明白了吗？”
众人拾级而上。在餐厅内部，房间的窗户上装饰有白色与粉红相间的薄棉布垂饰，因此，餐厅的桌子上都笼罩了一层粉红色的光晕。餐厅里人头攒动，充满了晒得黝黑的人，个个都是一身昂贵的热带打扮——从鲜艳华贵的衬衫、叮当作响的金手镯到镶着珠宝的太阳镜，乃至小巧可爱的本地产草帽等等，一切都应有尽有。空气中飘荡着一种让人难以形容的气味。这种气味大概是那些在太阳下晒了一天的身体所散发出的怪味吧。
比尔，一个稍微显得有些女性化的人匆匆走了过来：“哎呀，欢迎光临，杜邦先生。今晚稍微有点挤，不过您的位子马上就能安排好，请跟我来，这边请。”比尔单手举着一本封面为皮制的菜单，走在二人前面为他们开路，将他们领到房间里位置最好的一张六人桌旁。比尔拉过来两把椅子，打了个响指，叫来领班和侍者，并把两份菜单摆在二人面前。他跟杜邦先生讲了几句客套话后，就转身离开了。
杜邦先生把放在他面前的菜单合上，对邦德说：“那么，菜让我来点吧，如果点的菜您不爱吃，可以退回去重新点。”然后转头对侍者说，“给我们来些石蟹吧，不要冷冻的，要新鲜的。再来点熔解的黄油和厚片吐司。可以吗？”
“完全可以，杜邦先生。”侍者拿着菜单迅速离开，洗了手的斟酒侍者赶忙迎过来。
“来两瓶粉红香槟，要1950年的泊默里，再来两只大银杯，明白了吧？”
“好的，杜邦先生。是否先喝点鸡尾酒？”
杜邦转身看着邦德，他微笑着扬了扬眉毛。
邦德说：“给我来杯伏特加马丁尼，再加片柠檬皮。”
“来两杯吧，”杜邦先生补充道，“两杯。”斟酒侍者匆匆离开。杜邦先生靠着椅子，又掏出了香烟和打火机。他环顾四周，不时微笑着向远处一些朝他挥手的人回礼，同时也跟附近桌上的人举手打招呼。他将自己的椅子挪了一下，以靠近邦德。“抱歉，这里恐怕有些嘈杂，”他满怀歉意地说，“不过要吃美味的蟹，只有到这儿来。这里的蟹味道相当不错。希望您不会对海鲜过敏。有一次，我带一个小姐来这个吃螃蟹，结果她的嘴唇后来肿得像轮胎。”
对于此刻杜邦先生言行举止发生的变化，邦德觉得有点意思——一旦杜邦觉得邦德已经上钩，可以供他驱使的时候，眼下这种有趣的话语和财大气粗的架势就在不经意间流露出来了。与刚才在机场不同的是，杜邦先生一反害羞的恳求者的姿态，神气起来了。这个杜邦先生想要邦德为他做什么呢？看来，很快他就要提出自己的要求了。邦德回答说：“没关系，我吃什么都不会过敏。”
“好的，明白。”
酒点完后，杜邦先生停顿了一下，然后打开了打火机的盖子，打了好几次都没把火打着。他意识到这样的噪音有些无礼，干脆把打火机放下，推到了一边。他定了定神，把手放到桌子上，看着自己的手，下定了决心后开口对邦德说：“邦德先生，您打过卡纳斯塔牌吧？”
“是的，很好玩。我喜欢。”
“是两个人打的卡纳斯塔吗？”
“我打过，不过觉得不太有趣。如果你不想糊弄自己的话——当然，如果你的对手也不这么做的话，结果往往是平手。这种牌的规则就是输赢都差不多。玩这种牌谁都占不到大便宜。”
杜邦先生用力地点点头说：“就是这样。我当初也是这么对自己说的。这种牌就是打上100场，两个水平相当的人也很难分出胜负。当然，这种牌可没有“金”牌或“俄克拉荷马”牌那么好玩，但由于某种原因我却很喜欢玩这种牌。你可以用它来消磨时间，手中抓着一大把牌，打来打去不分胜负，也不会为了它怄气，不是吗？”
邦德点了点头。马爹利酒端上来了。杜邦先生对斟酒侍者说：“10分钟后再端两杯。”二人便喝起酒来。杜邦先生转过身来，看着邦德。他的脸忽然因愤怒而显得有些扭曲，他说道：“您猜怎么着，邦德先生，如果我告诉您我打这种牌在一周内一下输了25000美元，您会怎么想？”邦德正要作答，杜邦先生一下握住了他的手：“您要知道，我也算是个玩牌高手。我是‘摄政年代’俱乐部的会员。像查理戈伦、约尼克劳福德这样的桥牌名手，我都跟他们多次交锋。也不是我自吹自擂，在牌桌上我可不含糊。”杜邦先生以探查的目光看着邦德。
“据我所知，如果您近来一直是在跟同一个人玩，那么您就被骗了。”
“正——是。”杜邦先生一拍台布，靠回椅背，“没错。在输了整整4天后，我也这么认为。我对自己说，这个混蛋肯定在欺骗我，看在上帝的份上，我要拆穿他的诡计，然后让他滚出迈阿密。因此我一再提高赌注，连着翻番，而他则看上去很高兴。我仔细地看着他每一刻打的每张牌，结果一无所获！没有人给他暗示或做手势，牌上也没做记号。我只要想用新牌玩，马上就可以换一副，甚至还可以用我自己准备的牌。他也不可能看到我的牌，因为他就坐在我正对面。我们旁边也没有人在指手画脚给他出主意。然而他却赢了一局又一局。今天早上他又赢了我，下午还是这样。最后我都快疯了——当然，我当时并没失态——”邦德听着杜邦说的话，觉得不无蹊跷。“不过我还是客气地将输的钱给了他，但是我并没跟他打招呼，便收拾好行李赶到机场，订了张下一班飞往纽约的航班的机票。这叫怎么一回事！”杜邦先生说着举起手来，“我只好溜之大吉了。您知道，25000美元毕竟不是一笔小数目，尽管我5万、10万美元都输得起，但是我被人这么不明不白地算计，并且还戳不穿他，实在恼火。所以，只好躲开他。您是怎么想的呢？我，朱尼亚斯杜邦，因为再也不愿蒙受失败的耻辱，所以只好甩手不干了！”
听了这番抱怨，邦德颇为同情地“哼”了一声。这时，第二客鸡尾酒端来了。邦德对这样的事产生了兴趣，因为对于有关玩牌的事，他总是兴味盎然的。他在想像着这样一副场景：两个人在打牌，一个人在静静地洗牌、发牌并不时为自己加分；而另一个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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