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话说龙游河与长江交接处有个杨家庄，因为紧靠长江，这里有广阔的芦苇滩。那望不到尽头的齐刷刷的一片翠绿，翻卷出一浪又一浪绿波，层层推向水天相接的白云深处。这里水草从生，天上白鹭、天鹅飞来飞去；地上野鸡、野兔繁衍生息；更有那鱼虾蟹鳖，在水边游来爬去。这里空气清新，环境优雅，自古以来就是著名的鱼米之乡。
长江东西走向，龙游河南连长江，北接大海。河面弯曲狭小，因为与长江相通，就算是盛夏，河里的水也是清凉透骨。到了冬天，却又不可能冰冻。因为江水川流不息，气温又不太低，河水冻不起来。
江河如此多娇，除了运输方便之外，更为主要的是水产丰富。每逢雨季，大水由农田流入河中，又从龙游河南流入江。任你暴雨倾盆，太阳一出来，立即恢复如初。又或者数月不下雨，因为临近江河，土地也不可能干涸，因此不管天气如何变化，杨家庄始终旱涝保收！
鱼、蟹有个特性，喜欢逆流而上，不喜欢随波遂流！做人这是好品质，做鱼那就是犯傻！每逢下雨，水往低处流，鱼往高处游！等到雨停水止，路边上，农田里，到处都是鱼虾蟹鳖，不须任何工具，赤手便可以捡上几斤，加点油盐，足够一家人吃上几天。如果将河段任何地方筑上两个土坝，将坝中水抽干，每次都能捕上几十斤鱼虾。捕完将坝挖掉，过几天再筑再抽，又能捕上几十斤！鱼虾从长江游来，可以说取之不尽用之不竭！
却说杨家庄有个农民，名叫杨兆贵。一家四口人，除了他和老伴，还有儿子、女儿。儿子名叫杨继承。他在河边建了三间草房，开垦了五亩农田，每天日出而作，日落而息。农闲的时候，他和老伴到龙游河里打鱼。一家人谈不上富裕，倒也衣食无忧。
这年冬天，夫妻俩到河里捕鱼，一网下去，捞上来一个死人！死者全身赤裸，手里紧紧抓着一个皮箱！打开一看，箱子里全是汪伪政府发行的钞票，加起来足有几千万！那时面值大，有几千万并不奇怪。杨兆贵将死尸抛进河中，皮箱却带了回来。
回家不久，杨兆贵老伴无缘无故死了。杨兆贵觉得钞票来路不正，可能会给家里带来灾祸，他决定将皮箱扔回河中，可儿子杨继承却认为妈妈死亡与皮箱无关！毕竟几千万元钞票，扔掉实在可惜。再说江河相通，死者也不知漂到哪里去了，不可能物归原主。阴间的钱与阳间不同，还不如烧点纸钱给他，真钱留下来自用。
于是，杨兆贵请和尚为死者做了几天法事，又烧了不少纸钱给他。然后花钱在河边造了四间瓦房，又在屋子旁边买了十几亩良田。
杨兆贵有了钱和地，他帮儿子娶了个漂亮媳妇，名叫陈美如；女儿嫁到城里去了，据说也是一位富户。
没多久日本投降，杨继承参加国军，49年去了台湾。公媳俩住在一起多有不便，杨兆贵便住到女儿家不常回来。新瓦房中，只剩下陈美如一个人。
刚解放的时候，杨家庄常有一位流浪汉行走村中。流浪汉三十多岁，衣衫不整，篷头垢面。他也不向人要钱，也不帮人干活，不过谁家做喜事、丧事，他便跟亲友一起吃喝。主家客人几十上百，也不在乎他吃点喝点。流浪汉吃得好不干活，倒也生得肥头大耳，膀阔腰圆。
流浪汉名叫王大狗，在人家吃过晚饭后，随便找个草垛一躺，第二天再赶下家。他的衣服从来不洗，有人将旧衣服给他，他便将原来的扔掉。
杨家庄有位农民名叫张仁，父亲死后，亲朋好友都来吊唁，王大狗也去白吃。张仁狗眼看人低，亲友走后才盛了半碗米饭给他，剩菜说要留给家里的狗吃。王大狗口水直流，可张仁不给他吃也无可奈何。当他准备躺在张仁家的草垛里面睡觉时，张仁不怀好意地建议他去陈美如家借宿。因为杨兆贵到女儿家去了，陈美如一个人在家。王大狗果真去了。
陈美如听到有人敲门，战战兢兢将门打开，一看是篷头垢面的王大狗，立即又将门关上。这时外面下着大雪，王大狗大嫂长大嫂短地不断哀求，希望陈美如留他过宿。陈美如到底心软，打开公公房门让他睡了。见他身上太脏，怕污了公公床铺，又烧了一盆热水给他洗头洗脚。
一夜无事。第二天可能没有人家做事，王大狗一直睡到晌午。陈美如催他快点离开，王大狗就是赖着不起！
这天杨兆贵老伴忌日，他从女儿家回来祭奠，看见王大狗睡在自己床上，心里很不高兴。陈美如忙说王大狗是她娘家表兄，做生意路过此地，因此留他过宿。
听说是儿媳的表兄，杨兆贵信以为真，十分热情地留他吃饭。陈美如哭笑不得，可既然说是她的表兄，现在也只能假戏真做，表兄长表兄短地敬酒加菜。王大狗倒也聪明，陈美如叫他表兄，他反过来叫她表妹，叫杨兆贵干爷【如皋方言爷爷是爹的意思，干爷就是干爹】。
午后王大狗要走，杨兆贵如何肯放？又留他吃了晚饭，第二天才恋恋不舍地让他离去，并关照他以后常来。王大狗也不客气，以后三天两头到干爷、“表妹”家来。杨兆贵死后，王大狗仍然常来。陈美如已经习惯了叫他“表哥”，两个人不久做了夫妻。
这天村里来了一位相面的先生，大家都去找他看相。相面的人信口开河，他说张学义勤劳善良，不过尖嘴猴腮一脸苦相，过了七十岁，阎王不请自己去；王大狗方面大耳天生福相，一辈子吃穿不愁，过了八十三，还能转个弯。若是生在封建社会，至少也是个王爷。村民们认为他在胡说。相面的一本正经地说:
汉文帝刘恒有一个叫邓通的宠臣，两人关系很铁。某日，文帝找我的祖先给邓通相面，我祖先说：邓通有朝一日会穷困而死。刘恒大为不解，有朕在，邓通怎么可能会穷死呢？下旨赐给他一座铜山铸造钱币，开印钞厂的还能穷死不成？有皇帝陛下罩着，邓通的小日子过得很舒服，他对文帝更是感恩戴德。文帝晚年背上患痈，邓通就为他吸吮患处。刘恒问邓通："天底下谁最爱我呢？"邓通回答道："当然是太子了！"于是汉文帝就让太子吸吮患处，太子面有难色，这也太恶心了吧！文帝见他不乐意，就让他下去了。事后，太子听说这是邓通给父皇出的主意，而且他自己还很乐意。身为人子，反不如一个佞臣，太子又愤怒又惭愧，从此记下了这个人。文帝驾崩后，新皇帝上位，下令将邓通的财产全部没收，并赶出皇宫。邓通失去了靠山，又得罪了领导，最后饿死在街头。所以相由心生，人的命都是天生注定的，非人力所能改变！张学义死于非命，王大狗升官发财。从此三十年，吾言必验。今日相别，后会未可知也。”说罢飘然而去。
后来有了生产队，选举队长。有人恶作剧，提议王大狗当队长，大家都一致同意。王大狗又提名张仁当会计【这家伙虽然只给他半碗米饭，可建议他去陈美如家借宿，其功不小】，李义任记工员，张学义任保管员，马海涛任饲养员，！这些人家前几年都曾做过喜事、丧事。王大狗在他们家里吃过！所以做人不要看不起流浪汉！朱元璋讨饭为天子，姜太公钓鱼当丞相，这样的事情也是有的！
队长提名，社员们怎好反对？再说都是乡里乡亲，谁当干部都是一样！恨只恨前几年家里没有死人或嫁娶，否则也可能得到任命！
一朝权在手，便把令来行。队长这官小得没品，可权力却大得没边。队里的人吃饭、睡觉、生孩子休息，都得队长说了算。队长，是实实在在的土皇帝。
王大狗当上队长后，只要听说哪户人家有喜事或丧事依然前去蹭饭！他是队长，他能光顾不叫蹭饭，叫把光！他的称呼再也不是王大狗：大人叫他王队长，小孩子叫他狗爹、狗叔。
话说王大狗吃白食出身，他哪里知道何时播种何时收割呀！不过五人领导班子成立后，王大狗经常召集大家开会。三个臭皮匠，顶个诸葛亮，何况五个人！开会前王大狗总是询问大家明天干什么？领导们畅所欲言，基本上观点一致。王大狗最后总结：“你们说得不错，我也是这么想的。”
经过开会讨论，社员干活釆取记工分的形式，每天最高十分工，最低一分。五位领导人全年满勤，每天都是十分工。男社员干重活，一般都是七、八分；妇女干轻活，一天四、五分；小孩子假期或星期天参加劳动，也可以记一、两分。年终粮食除了上交国家的公粮之外，剩余的一律与工分挂钩。工分多的多分，少的少分。如果有副业收入，跟粮食一样按工分多少进行分配！
王大狗当年三十多岁，人模狗样的，又矮又胖，因为蹭饭时吃得不丑，一身横肉像个立着的石碾。平日里横披着上衣，黑肚皮精晃晃地亮着；浑身散发着恶臭，老远就能闻着。裤管儿一边挽得高一边挽得低，走起路来一步三摇，整个儿就是一个痞子，跟要饭时完全两样。要饭时王大狗还有点羞涩，叫他坐哪里就坐哪里，叫他等一会儿就等一会儿，从来不敢跟人发脾气。当上队长之后，王大狗嗓门一下子粗了，就象工地上的项目经理一样。
那时刚流行广播，家家门口都挂个喇叭，王大狗门口挂的是高音喇叭，一大早，他就接通广播，然后通知社员上工。如果上工的人动作慢了点，他就骂人家八代祖宗。树的皮人的脸，被骂的人低着头不敢喘气；没被骂的人如蒙大赦暗自庆幸。
也有硬碰硬不信邪的，甩开嗓子与王大狗对骂。村民杨大山有次骂他：“县官不过七品，我看你有十六品，架子比皇帝还大！”杨大山以为数字越大官职越大，十六品肯定比七品大。王大狗理直气壮地说：“我就是十六品，你今天迟到扣三分工！”
好汉不吃眼前亏，反正斗不赢，不少人也就学乖了，挨了骂赔上个笑脸，也就过去了；更多的人则是曲意巴结。会计张仁就是这样的人，以前王大狗讨饭，他连剩菜都不肯给他；现在王大狗当上队长，又提名他当了会记，于是王大狗说长，张仁说不短；王大狗说方，张仁说不圆；王大狗说公鸡能下蛋，张仁就说亲眼见。张仁深得王大狗信任，他不叫王大狗队长，人前人后总是叫他“头儿”。
有这么一个笑话：王大狗有天与张仁到田间视察，王大狗惊呼：“蛇！蛇！”张仁道：“听见草响的！听见草响的！”王大狗：“原来是死的。”张仁道：“闻见臭味的，闻见臭味的。”王大狗：“不是蛇，是根草绳。”张仁道：“我也这么想，这儿怎么会有蛇呢？”
刚加入生产队，社员们的劳动积极性很高！这年年底，所有社员都分得了与工分相对应的口粮！交公粮时粮站象征性地给了一些钱，每户人家还分了几块甚至十几块钱！
值得一说的是，杨兆贵是我舅舅，除了他女儿之外，我和妈妈是他最亲的人。他为我家买了三间瓦房十亩农田，还一直出钱让我读书。解放后我家被评为富农。
到了1958年9月,桃园人民公社成立,我们大队办了三所食堂。这天妈妈告诉我说:“吃食堂去，吃饭不要钱了” 我提着钢精锅飞跑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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